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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史丨唐庆年：我们兄弟与大伯同一个小名“牛牛”
原题
三个“牛牛”：左起唐大年、大伯唐达聪、本文作者唐庆年
我曾经有个小名叫“牛牛”。我出生的公曆年份是“猴年”，但我生在农曆年前，也在“立春”之前，所以我属羊。我是祖父祖母第三代的第一人，名字是祖父祖母起的，包括我的小名“牛牛”。我弟弟出生于下一轮的猴年，属猴。我父亲给他起名叫“大年”，因为好叫，也响亮，以至于完全忽略名字裡兄弟排行的传统习惯。不仅如此，还给他起了和我一样的小名，也叫“牛牛”。我们哥俩都不属牛，而我们家对“牛牛”这个名字情有独锺，却是有原因的。
我祖父有六个孩子，都是男丁，我父亲排行老三，属龙。属牛的是我大伯，唐达聪，他的小名就叫“牛牛”，也叫“牛儿”。六兄弟中，大伯最得祖父器重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祖父被人构陷，关到上饶的一个临时监狱，大伯上书投诉，诉状都是用文言写的，论理有力又情感动人。上下奔走，托关係，找关节，果然奏效，祖父得以释放。此事在祖父的亲友间传为美谈。而那时大伯才十六岁。
大伯后来就读浙大外文系，参加学生运动，才华横溢、锋芒外露，为当局不容，临毕业前被浙大开除，回到上海，“待业”。不久，我父亲靠朋友帮助在台湾一间报馆找到工作，赶紧叫大伯也去。大伯去台湾比我父亲晚一个月。那是1948年，大伯二十三岁，我父亲年仅二十。不难想像，血气方刚、嫉恶如仇、激情澎湃，还多少有点恃才傲物，正是他们的风采。
父亲（左）赴台前摄于上海
他们到台湾不久，国民党的败局就一日千里，也要退守台湾了。我父亲曾在《大公报》发表影评，得到《戏剧与电影》週刊主编洪深的赏识，赚到的稿费除了可以让他们看更多的电影外，可能还可以和哥哥们一起打打牙祭。到了台湾，我父亲也为《大公报》报道过台湾的状况，随即引起当局的注意。
“白色恐怖”骤起，形势吃紧，为了躲避抓捕，兄弟二人用行前奶奶给他们的两枚金戒指凑成一张走私船票，我父亲回到了上海。而留在台湾的大伯，则从此音书断绝。
父亲摄于台中南天报社长家门前
1940年代末，一家八口人只能能靠祖父写字刻印的收入勉强度日。父亲和大伯去台湾也有经济压力的因素。1849年5月上海易帜，四叔五叔旋即参加了解放军。二伯进入上海电影译制厂（当年可能不叫这个名字）工作，我父亲进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，生活有了着落。家里的经济压力减轻了很多。
1950年初，祖父受聘到武汉任“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”主任。那年年底，祖母带著六叔也从上海迁居武汉。祖父少年时起就到杭州跟随他的外祖父生活。他的外祖父李辅耀是晚清官员，曾任杭嘉湖道台，宦游杭州三十余年，是当地书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，“西泠印社”的部分房产就是他捐赠的。祖父跟著他耳濡目染，见多识广；祖父也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；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，还曾协助马衡清点整理皇家收藏的书画。湖北最初的文博团队，可以说是祖父去了以后建立起来的。
文管会改成湖北省博物馆以后，祖父就到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挂职“副馆长”，除了参加统战部、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外，平常没有什么工作任务。作为“无党派民主人士”，祖父不断通过统战部打探大伯的下落，甚至要求用跨海高音喇叭，向台湾海峡对岸喊话找寻。这一切努力当然都是徒劳无功，原因容后表述。
二伯在复旦是学农的，这位1948年前就加入地下党的革命青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主动要求“归口”，放弃了协调“苏联专家组”的工作，离开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，到北大荒的农业科研单位去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了。至此，我们家在上海已经没有亲戚，即使出现奇迹，大伯捎信到上海，也只会是“查无此人”的结果了。祖父祖母对我大伯的思念之情与无奈的焦虑，日与老迈俱增，把大伯的小名“牛牛”也加到我这个新生的长孙身上，就是这种情感的寄托。
我出生时父亲在北京工作，1957年秋天，父亲就成了“右派”，作为“丁陈反党集团”成员，名字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祖父祖母怕我受牵连，祖母亲自到北京把我接到他们身边。在北京南下武昌的火车上，奶奶陪我过了两岁生日。
“牛牛”这个小名和我一道随奶奶带到武汉，但我渐渐长大，儿时的小名也慢慢留在了儿童时代，后来连我奶奶也不大用它来叫我了。1968年，我弟弟出生，我家仍然没有大伯的任何消息。“牛牛”这个隐含思念之情的小名就传给我弟弟了。
1968年8月，祖父中风摔倒，半身不遂，从此卧床不起。住了一阵医院后，又吵著搬回家来。我家的“全家福”照片，从不曾有聚齐的“全”家。1969年春节前后，我二伯和四叔都来武汉看望父亲，大伯缺席自不待言，我父亲也缺席了。随着时间拖延，祖父的状况也慢慢恶化，口齿不清的话语后来只有祖母凑到嘴边才能勉强听懂。可是在弥留之际，俗称“回光返照”的日子，却能听到他拍著床帮子喃喃地念叨，奶奶说，他是在呼唤“牛儿，牛儿⋯⋯”
我家的“全家福”照片，从不曾有聚齐的“全”家。1969年春节期间，和祖父的最后合影。后排左起四叔、六叔、奶奶、二伯；在祖父两边的，左是五叔的大儿子，右是我
1969年4月8日，祖父去世。
祖父去世后，奶奶在太原的我父母家和淮阴的四叔家各住过一段时间。我父母在1960年代初，先后离开风诡云谲的北京调到太原工作；四叔在东海舰队服役时也被打成右派，“劳教”期满后在江苏淮阴一个中学教书。
1971年暑假，我去太原探视父母和奶奶后，回程绕道北京游玩，北京的姨妈姨父舅舅和表哥表姐都一律用我已经略感生疏的小名“唐牛”叫我。1972年，祖母去了淮阴，我趁暑假去淮阴四叔家看祖母。从武汉坐船去南京，途经九江，我下船准备上庐山一游。“唐牛！”我刚踏进一家小饭馆，一位面目清癯、皮肤白皙的青年从背后叫我，他是我大姨的儿子，我的表哥。他当时在九江教中学。几年前他途径武汉时来我家见过我，而我却记不起他来。那顿晚餐自然是他尽了“地主之谊”。
我的小名在母亲那边的亲戚的嘴里停留得比较久，大概是因为对我两岁以前的印象也停得比较久吧。很多年后，他们中偶尔还会有人叫我“大牛”，以别于我弟弟的“二牛”。
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，我家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海外关係”，既是我家无法割捨的牵挂，又是压在我家所有成员头上的沉重的政治阴影，是越积越淤、越凝越重的心结。加上我父亲和四叔，一家两个右派，我们就在无形中都入了“另册”，成了政治上极不可靠的一类。从戴上“右派份子”的帽子，后来是所谓“摘帽右派”，直到“改正平反”，直接的心灵的压抑长达二十二年之久，而在性格上造成的扭曲持续了更长的时间。
1970年代末，父亲恢复原职，调回北京工作.1980年代，改革开放，“海外关系”逐渐不是“问题”了。大伯母的亲戚、大伯的好友和下属陆陆续续造访北京，见到了我父亲，我们也和大伯取得了联系。奶奶还算幸运，1985年她和我六叔一道来美国。奶奶在美国小住了一段时间，那时我奶奶对年逾花甲的大伯的称呼仍是“牛牛”这个小名。
1985年，大伯伯母（右一、二）和奶奶（左二）在六叔（左一）美国第一次个人画展上
我父亲在1984年任中国作协领导，直到1989年辞职下野。1986年5月我父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，在洛杉矶和阔别三十多年的大伯相聚。从那以后，大伯回国的次数就多了。大伯和我父亲见的最后一面，是1999年我父亲病重住院临终的那一天。
话说当年，大伯和我父亲分手后，和朋友合作办起一张报纸。报纸开张半个月后即被当局取缔，大伯被抓起来，送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劳改十年。这兄弟俩在海峡两边都未能倖免一场“牢狱之灾”。
1959年12月，大伯劳改期满释放，在一家报馆找到工作。出狱后仍列入看管名单，“戒严令”尚未解除，白色恐怖依旧严密笼罩，“情治机关”的警察经常来住所盘查。但从小就矢志新闻事业的大伯却在《民生报》《联合晚报》、“联经出版社”等《联合报》系的各个分支不断受到重用，历任编辑、编辑室主任、主编、总编等职。也对台湾1970年代文学艺术的创新潮流起过推动作用。曽以笔名耕耳、耿迩、蒲子、商辛等出版翻译作品《筛中神酒》《寓言新编》《萝星黛之恋》《梅冈城故事》。大伯母来美读研，取得绿卡后回台湾找治安高层关係，大伯才得以解禁。1982年被联合报派往巴黎创办《欧洲日报》，后又派到美国任《世界日报》洛杉矶分社总编，1994年在洛杉矶《世界日报》社长的职位上退休。
左起：1948/49年入狱前的大伯；狱中的大伯；出狱后的大伯
大伯退休后，整理我祖父的遗作，出版了《醉翁印最》《醉石山农印藳残篇》《唐醉石自用印印存》《醉石印藁佚编》《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》。近些年周游世界，遍嚐人间美食，结集出版了关于美食的随笔《叼馋杂拾》。他最常用的笔名“耕耳”取义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穫”，暗含了“牛”的秉性，也暗示了“牛”字的小名。另一个常用笔名“耿迩”则是“耕耳”的谐音，也表现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。“商辛”与“伤心”谐音，“蒲子”意为“蒲公英之籽”，同时也是“蒲佣之子”，“蒲佣”是祖父的外公为祖父所取的“小字”，大伯对祖父的思念和家族的传承意念也含在“蒲子”这个笔名中了。
伏案编辑的大伯
“牛牛”这个小名离我远去之后，被我弟弟一直使用至今，而且也早已超过了“小名”。他有时自署“唐二牛”，也许只是对我这个曾经的“唐牛”表示一点“长幼有序”的谦逊。他是中国“第六代”电影编导，“唐牛”、“牛牛”、“唐二牛”，朋友圈内人都知道是他，称呼他最多的，是“老牛”。“牛”字在当代的中文裡也有了引以为傲的意涵。他老婆，我弟妹，是著名作家，在她的文章裡给我弟弟的绰号是“丫唐”，但在生活裡还是对他暱称“牛牛”。“牛牛”这个名字，现在是非他莫属，即使是我妈那边的亲戚，也都不会再有半点混淆或犹疑了。
我和大伯住得很近，不足半小时的车程。继承了大伯小名的唐二牛每年也都有机会和他见上几面，在北京或者在洛杉矶。新冠疫情把大伯和伯母困在家裡超过了一年，但大伯仍然精神矍铄。今年是牛年，他的生日在农曆二月，实足年龄已经96岁，渡尽劫波的他，正在稳步迈向下一个牛年。